“衣带诏”事件一出，天下震动，尤其是长沙太守张羡。

他本是‘奉诏讨贼’，加上其在零陵、桂阳二郡为官之时，颇得民心，才能拉上荆南四郡，名正言顺进攻荆北，

现在‘衣带诏’一出，曹操成了叛逆，刘表反倒变为忠臣，自己奉许都之命，以下犯上，进攻刘表，岂不也成了从逆之贼？

他恶与刘表无非两点：

其一，乃因刘表身为荆州牧，在其位而不能忠其事，未能保得南阳周全，致使乡梓残破； 其二，乃因张羡数不上交税赋与州府，刘表数次发问责难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南阳之难，又非刘表一家之过。

前有黄巾乱贼祸害，后有孙坚、袁术、曹操、张绣荼毒，南阳残破，还真算不清到底谁才是元凶。

税赋之事，更不单是刘表之过，说到底，是自己逾矩，拒绝上交本该缴纳的税赋所至。

其实二人并无不可开解的雠仇。

然当下四郡兵马已攻入南郡、江夏二郡，

南郡的夷道及丹阳聚，已被四郡兵马攻破并占据，已经威胁到枝江、江陵，随时可以沿江进军攻伐二县； 江夏郡水寨之一陆口，也即将被四郡攻破，届时进占陆口，再攻下州陵，便能隔绝江陵水师对江夏支援。

此后不管进攻南郡，或是攻打江夏，占据江水之利的江南四郡，皆可相势而攻，可谓优势在我。

问题是现在张羡进攻荆北的大旗‘奉命讨贼’，因‘衣带诏’而摇摇欲坠，四郡郡兵马势必士气大减，进攻势头肯定不如之前迅猛。

枝江、南郡兵备皆非夷道能比，便是攻下州陵，隔绝江陵水师，但襄阳水师也可经汉水南下，届时四郡最多只能攻下江夏江南乡县。

自己背上从贼之名，当真值得？

且曹操相较袁绍，兵少而粮乏，东有刘备与之反目，南有刘表、张绣与之仇敌，实在看不出他有获胜之机啊。

若曹操战败，刘表再无牵制，全力进攻，自己真能抵挡？

须知现在自己能够顺利拿下南郡乡县，皆因刘表兵力尚被曹操牵制。

便是自己能挡住刘表全力进攻，袁绍、刘备加入，自己又如何抵挡？

倒不如现在请和与刘表？

便是在此种思绪之下，张羡叫停了对陆口等江夏、南郡乡县的进攻，与荆北军对峙起来。

他此番动作，反倒让军中人心惶惶，毕竟袁绍领‘衣带诏’讨伐曹操流传甚广。

张羡再踌躇不前，更是坐实此事，诸郡将领大感不安。

便此时，功曹桓阶送信而来，见军中动荡，顿时惶急不已。

军中为何他当然知晓，归根结底还是因“衣带诏”之故。

但他更是明白，无论［衣带诏］是真是假，荆南四郡进攻荆北都不能停止。

无他，［道义］而。

荆南四郡攻击荆北，本就冲着刘表而去，属以下犯上，全靠朝廷诏命方才名正言顺。

若［衣带诏］为真，那曹操便是挟持天子，

许都朝廷正当性便不复存在，荆南奉许都朝廷之命，便是叛逆，

四郡所有官吏皆该坐罪当诛，断不可能因四郡投降，便得免罪。

换句话说，只有肯定许都朝廷的正当性，荆南四郡“奉诏讨贼”才有正当性，荆南四郡才有活路。

也就是说，必须想方设法让曹操打赢袁绍，才能巩固许都朝廷的正当性，进而保证荆南四郡进攻荆北的正当性。

如此便要尽量减少曹操压力，拖住刘表，使他不能北顾攻击曹操，便是必须之事。

故此便不能停止对南郡、江夏的攻势，让刘表抽出兵力。

于是，劝说张羡继续进攻，便成了桓阶当下最为紧要之事。

桓阶寻得张羡营帐，见他仍是踟蹰焦躁，显然还在进攻与撤退之间，两相徘徊，他便松了口气。

他故作奇怪地问向张羡：

“今军事顺遂，府君何故止兵不前，于敌恢复之机啊？”

张羡听闻军中不稳汇报，正在头疼，桓阶如此发问，他顿时有些恼火：

“伯续当真不知？”

桓阶摇了摇头。

张羡见他满脸真诚，只当他当真不知，便将袁绍、刘备奉［衣带诏］讨伐曹操之事，和自己打算撤军想法，说与桓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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